2007/01/06 | 盘点鸡犬升天的状元绝密考题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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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:选拔官员即是任用文才。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被潦草地绑在一起了,从乱哄哄的人群里把艺术苗子和行政坯子分开,谈何容易!这些文化人的课程表类似、书底子相近,笔下蘸了多少墨水,谁也瞒不了谁。主考官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:要选拔效忠朝廷的干部;而不是只会写诗的艺术大师。单凭这一点,科举选拔就没有离题。
唐代,从武德元年(618年)戊寅科的孙伏伽,到天祐四年(907年)丁卯科的崔詹,137名状元脱颖而出,除书法家柳公权外,众多艺术家榜上无名。宋代,产生状元118名,除吕蒙正、王佐、文天祥等人因特殊的政治事件为后人所熟知外,其余都同艺术无缘。明代,名列“三甲”的267人;清代的“三甲”人数则多达336人。在这些志得意满的获胜者中,除戴名世、赵翼、翁同龢、张之洞等寥寥几人外,民间普遍熟知的刘墉、纪昀、郑燮等文化名流,根本就挤不进“前三名”。考试和选举一样,属于“必要的罪恶”,在未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,它还是不应被废止的。钱穆先生也持此一说,认为科举制度太成熟了,绝非“改革”的大帽子能压跨的——因为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数来。时至今日,科举的牌位丢掉了,阴魂却无处不在。没人乐于接受这种枯燥无聊的测试,然而,恨等于零。骂到最后,还得屈服。
科举考题,自然不仅仅限于风花雪月的空泛题材,从殿试的文献资料看,唐、五代侧重个人性灵,试题多吟咏抒怀,显然,皇上一直和艺术吊着膀子。比如开成二年的试题是《琴瑟合奏赋》、《霓裳羽衣曲诗》;元和十五年是《早春残雪诗》;太和二年则是《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》……明清两朝就不同了,多是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里断章取义、摘取题干,以儒家语录解释儒家道德的状元文章比比皆是。这是吊书袋的功夫,是揣测圣意的才能。自称挥斥方遒、恣肆汪洋的诗人们还是省省心吧,这条出人头地的仕宦之路上,本来就没你什么事儿。
  屡试不第,凄凉落魄,不怪朝廷屈枉了你,而是你曲解了朝廷。你不知道科场考察的是什么,选拔的是怎样的人物,而一味争当“文章秀士”、“笔墨英雄”,天真地以为曹丕的话千真万确,什么叫“盖文章及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?科场录取的是有才的奴婢;而不是有才的职业艺术家。诗人们卖弄风骚,考官则冷眼独对,手起笔落,便可能有倒霉的“文曲星”从宦海的上空悄然陨落,也许正应了那句话:“帝王不幸,词家幸。”
由此看来,李白当不成首辅,苏东坡做不了宰相,并不令人遗憾。道不同而已,又何必死气白赖地追那顶乌纱帽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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